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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经学复兴到考据成“学”——兼论乾嘉考据学成因
2020-03-14 181

在“乾嘉考据学”这个短语中有两个关键词:一是乾嘉,一是考据学。“乾嘉”是一个时间概念,有特定所指。但是,我们讨论乾嘉考据学却不能只着眼于这一时间段来立论。实际上,“乾嘉考据学”标识的是考据学最兴盛时的状态,而其之所以兴起的原因却还必须追溯到在此之前的顺康雍时代。同时,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,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,最初指对人或事进行稽考以取信,如《礼记·学记》说:“中年考校”;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订,如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云:“夫学者载籍极博,犹考信于六艺。”但是,将考据称为“学”,并用来专指一个学派,却只在清代才出现。由清初的经学复兴思潮发展为乾嘉时期的“考据学”也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演进过程。因此,我们必须引入时间的概念对乾嘉考据学作动态的分析,考察其形成过程,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认识其成因。一、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历史基础在我国传统社会中,经学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,没有经学,其它的学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评判的标准。西汉以降,学者立论大多依据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等被确定为至高无上权威准则的经典。他们往往通过经典的诠释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。清以前,学者们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注释传统:其一为汉唐训诂之学,以语言训诂、名物考订、典章稽核为主要内容;其二为宋明义理之学,注重对经典思想内容的阐说,形成以“理”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体系。这两种注释风格在明中叶以前虽然有冲突,但由于在自宋迄于明的五百多年的时间里,理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,训诂之学无法冲击义理之学,也无法在学术界产生足够的影响。宋明理学有“道问学”和“遵德性”的区别,前者以程朱为代表,在明中叶以前处于优势地位,后者以陆王为代表,在明中叶以后逐步发展壮大起来,并在王学的旗帜下发扬光大。明中叶以来,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承陆九渊心学而起,以“致良知”为目的,强调个人道德体悟,否定学习前人注疏之学以及各种知识的重要性。王阳明说:“记诵之广,适以长其傲也;知识之多,适以行其恶也。”(王阳明:《传习录》卷中《答顾栋桥书》)王学末流更是将这种不重视知识的思维发展到极端,导致明朝后期士子空谈心性,将六经束之高阁的局面。面对理学的泛滥,许多有见识的学者纷纷开始指责理学的空疏。杨慎尖锐的批评理学家说:“宋世儒者失之专,今世儒者失之陋。失之专者,一骋意见,扫灭前贤;失之陋者,唯从宋人,不知汉唐前说也。”(杨慎《升庵集》卷52《文字之衰》)焦竑对士子不读书的习惯痛心疾首,他在《焦氏笔承续集》卷四《韩献忠》中写道:“今子弟饱食安坐,典籍满前,乃束书不观,游谈无根,能不自愧?”肇端于明朝中后叶的反理学思潮在明亡后迅速流传开来。清初学者认为,宋明理学的空疏流弊,在于“以明心见性之空言,代修己治人之实学”(顾炎武:《日知录》卷七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》),“言心学者,则无事乎读书穷理;言理学者,其所读之书不过经之章句,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从违”。(黄宗羲:《南雷文定前集》卷一)顾炎武等人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王学的空谈误国,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。正是这种对理学,特别是对王学的批判为“乾嘉考据学”的形成奠定了学术基础。二、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:经学复兴期满清入主中原之初,政局尚未稳定,统治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政权和消弥汉族反抗力量上,尚无力对学术界施加较大的影响。这一时期思想活跃,也是学术繁荣期。鉴于理学的空疏,在清初逐渐出现了一股回归经学的思潮。江南学者钱谦益说“制科之习比于俚,道学之习比于腐,斯二者皆俗学也。”他又说:“学者之治经也,必以汉人为宗主,……汉不足,求之于唐,唐不足,求之与宋,唐宋皆不足,然后求之于近代。”顾炎武、黄宗羲、万斯同、万斯大等人受这一观点影响较大,在经学研究方面做了许多探索,其中又以顾炎武最有建树。顾炎武在《与施愚山书》中提出:“古之所谓理学,经学也;今之所谓理学,禅学也。”这里,“古之所谓理学”显然是指汉儒所代表的训诂之学。后来,全祖望在《亭林先生神道表》中将其转述为“经学即理学。”(全祖望:《鲒埼亭集》卷12)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指出:“经学即理学一语开创了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。”[1](P10)在清初学者的视野中,经学以经典作为立论的出发点,相对于王学末流的空发议论显得更为实在。而这种实在正是学者们所追求的目标。纵观这一时期的经学复兴思潮,实际上是由两种原因共同造成的:其一,“以经学济理学之穷。”倡导经学并不意味着对理学的完全疏离。清初学者大多数是在理学弥漫学界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,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理学的影响。他们提倡经学,但最初的动机不仅仅是批判理学,还在于以经学来弥补理学的不足,即取证经书来说“理”。因而,清初学者回到经典文本,以此来为理学寻找依据。以王学为宗旨者,如黄宗羲、黄宗炎、胡渭选择以《周易》作为考察对象,目的就在于攻击程朱一派构筑其学理的基础——“太极图说”之伪;相反,以程朱为宗者,如顾炎武、阎若璩则选择以《古文尚书》为考证对象,其目的也在证明王学一派赖以建立其学说的“虞廷传心”方针——“人心唯危,道心唯微,唯精唯一,允执厥中”之伪。[1](P347)页码1 2 3 4 <